三国时代初期，我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模仿之。后来，三国发展成为古代国家，按其民族特色创造各自独特的文化，并将其进一步发展。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在整备统治机构之同时，为统治国家，引进汉字文化，颁布律令，受容佛教。其中，汉字的使用是整个改革的首要工作。高句丽在小兽林王二年（372）受容佛教，置太学；小兽林王三年颁布律令。百济在古尔王二十七年（260）整备中央政府官制，枕流王元年（384）受容佛教。至于新罗，法兴王七年（520）颁布律令，法兴王十五年受容佛教。随着佛教传入三国，各地开始创建佛寺，修建佛塔等建筑，绘画、雕刻、工艺美术也随之发展起来。此外，随着求学僧往还中国，汉文学开始发展；随着对佛经的解释与研究盛行，文风大作；由于留学僧介绍大陆文物与制度，使文物与制度发生变化。如此，佛教之受容为三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从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“武帝灭朝鲜，以高句骊为县，使属玄苑，赐鼓吹伎人”的记载以及高句丽古坟壁画所绘演戏场面可知，当时散乐百戏也一同传入三国。隋文帝统一南北后，改革制度，统合西域俗乐，开皇（581-600）初定令置“七部伎”。七部伎，指国伎（又称西凉伎）、清商伎、高丽伎、天竺伎、安国伎、龟兹伎、中国文康伎（礼毕），除器乐外，也包括戏剧、舞蹈在内。隋炀帝时又增康国伎、疏勒伎，为“九部伎”。
唐贞观十一年（637）至十六年（642），废除文康伎，新增燕乐伎与高昌伎，为“十部伎”，尽力保护并传授俗乐。此十部伎中仅燕乐伎与清商伎是中国音乐，天竺伎、安国伎、龟兹伎、康国伎、疏勒伎、高昌伎均属西域乐。天竺即印度，安国即波卡拉，龟兹即天山北路的库车，康国即撒马尔罕，疏勒即今新疆喀什噶尔，高昌则今属新疆吐鲁番。西凉伎是合龟兹乐与中国乐而成的。如此，隋、唐二代大量引进外国音乐，追求多样性，提高其艺术水平，使中国艺术得以蓬勃发展。
至于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等三国，同样引进中国、西域的表演艺术，丰富了国人的艺术生活。自汉武帝出兵古朝鲜并置汉四郡开始，朝鲜半岛深受中国文化之影响。三国时代，被称为散乐或百戏的外来戏剧从西域与中国流入朝鲜半岛。以西域乐为例，一般都说其经由中国流入，但部分例子表明，其流入是我国与西域直接交流的结果。从此，三国时代散乐百戏开始对我国传统戏剧产生重大的影响。
高句丽古坟壁画多有描绘散乐百戏等戏剧的场面，这些古坟的修建年代可推定为公元3世纪中期至5世纪中期之间。由此可知，在高句丽乐尚未作为七部伎之一出现在隋开皇初期的中国文献之前，散乐百戏早已盛行于高句丽。高句丽在北周（557580）时引进西域乐，但比这更早的古坟壁画中已经绘有西域散乐百戏。就百济而言，鉴于百济人味摩之从吴国学伎乐，612年再将其传至日本等历史事实，则不难推测当时已有水平极高的戏剧流行。至于新罗，很难找到有关记录，但从黄昌舞、入壶舞、新罗狗等乐略可了解当时的演戏状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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